【神学新日常】系列1

新冠是现代世界的终结者？

再思救恩论

文╱温永勖（Clement Wen）‧译╱林雨

「现代世界」的终结？

前美国参议院院牧汉立察（Richard Halverson）曾讽刺地说：「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群以复活基督为主轴的团契。然后教会迁往希腊，成了哲学；迁至罗马，成了机构；来到欧洲，成了文化。终于，抵达美国后，成了企业。」

汉牧师指的是在基督教扎根之处，总有受当地风俗文化过度影响的倾向。然而酌量正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其实与教会从耶路撒冷到希腊到罗马等等的迁移息息相关。这想必是出于神的安排。

举例而言，衍生出后世基督徒信从的基督论（Christology）和三一神论（trinitarian theology）的4、5世纪大公会议，如325年的尼西亚（Nicaea）、381年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Nicaea-Constantinople）、451年的迦克墩（Chalcedon）等等，实际是出于罗马皇帝御旨，用的是希腊哲学词汇来讨论、辩证。

汉牧师的观察值得重新审视。我尤其盼望能省察疫情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过度受到往昔的「现代世界」所影响。

我说「过去」，因为新冠非常有可能开启现代世界的终结。请大家留意，我说的是「现代世界的终结」，而非「末世」。遗憾的是一些过度热心的基督徒之所以会这样认为，通常是出于对基督再来和相关事件错置的惧怕，而非对基督在末世迎进神国度的健康、活泼盼望。

经文的确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且自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已经正式活在所谓的「末世」，只有时间能证明耶稣是否会在我们尚存于世时再来，或者我们很可能如已故的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所说，只是「早期教会」。

换句话说，即便很难确定新冠就是如假包换的末世将临「征兆」，但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发生的事象征着我们所知世界的结束。

看看这些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机制，如何难以应对新冠所造成的影响；加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从许多方面把我们推至「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边缘。当然，虽不完全如赫胥黎在他1932年的小说中所想像，「美丽」和「新」，恰当地形容了我们笔直奔往的反乌托邦世界。

过去一年多来，「感谢」现代科技的社群媒体，大规模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变化与波动，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其实在新冠之前就已风起云涌，只是疫情造成的政治环境，让情况急转直下。例如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悲剧，成为原已种族两极化的美国无可回头的拐点；香港政府为了回应公开抗争，做出永久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会继续，也会更加剧。

当通国共有的国家表述已不复存，即使是同一事件，无论发生于过去或现在，都不再有一致的立场与说法时，美利坚还称得上是「合」众国吗？「民主」这样的体制就算还能存留，可否保存现有型态？职场和学习搬上网路空间后，除了改变人的生活型态，还可能有什么更深、更广的影响？当国际旅游更受制于政策，又会让我们对世界有何新认识？

现代世界总想往「全球公民」前进，所向往并高举的多元化和多文化，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和国际的合一。因此，「现代」发明如社群媒体，在使人能更快、更方便地连结的同时，却也因成为政治评论与议论的媒介，反倒威胁了社群的合一。后疫情时代，这些现象、概念又将如何发展？又有什么信念能让我们在不明朗的未来中，仍有确切可循的轨迹？

神学「新日常」？

很多人叩问是否会回到「正常」，指的是新冠前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生活。大家也有共识，世界历史的这一章中，将出现某种「新日常」（new normal），至于「新日常」会持续或终止人们所知的新冠前现代生活，尚未可知。我自己猜测，诸如政治、经济、远距工作和教育等等前新冠生活的「终止」，以及国际旅行、「全球公民」遇到的挑战，会让现代生活在后疫情脆弱的持续蒙上阴影。

在思考后疫情的新日常时，让我们也来看看福音派一脉相传的神学和教会学架构，是否足以应对？若是完全真实、健康的神学和教会论，应该可以；不然，岂不该尽可能往此方向前进，毕竟这才是「健康的真实」？

在「细察时代」之际，我想聚焦于三个值得先解构再重建的教义，目的是要从「处境特定」（contextually-birthed）的思考来修正「历来普遍」（diachronically-universal）对基督真理的认识。盼望经历了疫情的显着影响，这些思考能使福音派对信仰和实践的认识更清晰。

这三个主题是：

1. 以个人为中心所理解的救赎，过于强调福音的某些部分，以至于忽略了应可说是更重要的部分；

2. 将教会转变成消费式的「企业」，把牧养和门徒训练从真实的个人关系中抽离，是美国式不健康的偏好；

3. 这两个偏差的轨道到底对我们了解「人」是什么，产生何样影响。

在进入21世纪后疫情（也就是说真实的「后现代」）之际，至少有三条神学脉络需要「新日常」：

1）救恩论（soteriology）；2）教会论（ecclesiology） ； 3 ）人论（anthropology）。我们先来看救恩论，后续文章再继续省思教会论和人论。

如何定义「救恩」？

当马丁路德为了与过度强调「行为」的16世纪天主教会抗争，提出恢复「称义」教导时，结果并没有按他原先的意图，改革了整个教会。反倒是意外地让西方教会一分为二，成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从后者则衍生出现今的福音派。当时为了和放纵、腐败的罗马教廷抗衡，需要重新界定救恩论。对路德而言，救恩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在基督里「一次永逸（成全）」（once and for all）的公义，借着神的恩典，于相信基督和祂在十架上成就之功的当下，归于我们个人。我们的罪首先归于基督，祂的义再归于我们，这就是所谓「蒙福的交换」（blessed exchange）。

遗憾的是，到了承接路德的莫兰顿（Philip Melanchthon）手中，此「单凭恩典因信称义」的指标，公式化地压扁了救恩概念，呈现出天上法庭的画面─在圣洁的神面前，罪要借由法律来解决。把基督的义归于我们，神通过「法庭宣告」（forensic declaration）称我们为义。这个「法庭宣告」让信徒从因罪而得的永远咒诅中，得以解脱。

这样的比喻诚然描绘了得救的一个层面，不过若当作惟一或主要的层面，就有问题了。

惟恐路德宗过度强调称义而导致轻忽律法的生活，加尔文（John Calvin）在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处理救恩的部分，刻意将「成圣」摆在称义之前。过往福音派的「十架中心主义」（crucicentrism，强调耶稣在十架上成就之功），偏重于路德宗称义说，再结合加尔文的「代罚救赎论」（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的代赎，可以了解为何许多福音派信徒难以解释基督复活的救赎深意。

若将「救恩」这个词狭隘定义为：「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个人能上天堂」，很容易就脱离了神对我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持续的「赎回」（redemption）。

▲马丁路德为了与过分强调「行为」的教会抗衡，提出「单凭恩典因信称义」，后世基督徒却将救恩狭隘定义为「罪得赦免」。

「赎回」关系

因着神的恩典和凭圣灵之赐，我们得赎蒙召，受激励和装备；不是通过平面的律法公式，而是经由与基督充充满满地联合，来参与如此积极的救赎之功。与基督实际的联合，要比称义、成圣，和将来得荣耀，更是救恩论的根本。因此从救赎来解释「救恩」，开阔了短浅的律法视角；如此的救赎更凸显罪的根本在于「关系破裂」，而非仅是「触犯律法」。

要是重点放在「触犯律法」，通常会导致如威拉德（Dallas Willard）所称「管理罪的福音」（gospels of sin management）；重点放在「关系」，则可形成从东方基督教所说「救恩先是亲属再是法定关系」（salvation is filial before it is forensic）的概念。如此就能把救恩积极面的「认养」（adoption）和所有随之而来的益处，而非仅理解为消极面的称义，恰当地视为特权。

除此之外，三一神就是相连的关系，因此以关系为中心来看救恩，显得更有理有据。何况必先有关系，才会构成人格（personhood）。

▲耶稣完成的救恩，更在于赎回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己、人与受造物的关系。祂的救赎使我们得蒙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我很喜欢有人曾提出救恩所包含的四层得赎关系：与神的关系得赎；与人的关系得赎；与己的关系得赎；与所有受造物的关系得赎。

强调在基督里的积极面，也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容许我们在基督里，借圣灵由父神认养，蒙祂接纳成为儿女。这意味着我们如今就能以这新的亲属身分生活，借此也能以「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方式，活在这四层得赎的关系里。着眼于救恩的积极面而非只是消极面，我们很自然就能寻求活在耶稣借由十架和复活所赐的丰满，和新生命的展望中。换句话说，因着神儿女的身分，我们在今世便能活在也活出，得赎的未来。

让我欣慰的是，从经文中可以看出，因信称义的观念只在保罗书信中的特定情况下才提及；认养接纳的主题，则是贯穿整个新约，包括保罗书信。由此可看出救恩论的重心所在。更进一步来看，称义是在西方基督教基于罪疚的文化中成为显学，其来有自。这也更说明称义不该如福音派通常所认为的，是得救惟一、终极的意义，特别是观察对照了亚洲以羞耻为本，和非洲以惧怕为本的文化（参考The 3D Gospel, Jayson Georges）。

相信接下来在系列文章中重思教会论和人论，能使我们越来越清楚，为何在后疫情的世界，以上所提到的观念修正至关紧要。

想想这段时间新冠以及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种种变动，我们需要的救恩论，必须足以从赎回的角度参与在我们所知所历的历史事实中。经过删减的救恩论，单单关注于个人在圣洁上帝前的法定地位，如何能把基督看为如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

而之前提及的四层救赎关系，描绘出如此具建设性的潜在可能。我们如何以宽广的眼界，从神学─而非单从制式教条─来认知救赎，将会影响我们如何在世上活出属天的生命。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对教会本质和在世上所扮演角色的认知。或许更重要的是，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为以神形象受造之人的认知。这些，将在后续文章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