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期神国家人 Kingdom Families

【神学新日常】系列1

新冠是现代世界的终结者?

再思救恩论

 

文╱温永勖(Clement Wen)‧译╱林雨

 

 

 

「现代世界」的终结?

 

前美国参议院院牧汉立察(Richard Halverson)曾讽刺地说:「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群以复活基督为主轴的团契。然后教会迁往希腊,成了哲学;迁至罗马,成了机构;来到欧洲,成了文化。终于,抵达美国后,成了企业。」

 

汉牧师指的是在基督教扎根之处,总有受当地风俗文化过度影响的倾向。然而酌量正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其实与教会从耶路撒冷到希腊到罗马等等的迁移息息相关。这想必是出于神的安排。

 

举例而言,衍生出后世基督徒信从的基督论(Christology)和三一神论(trinitarian theology)的4、5世纪大公会议,如325年的尼西亚(Nicaea)、381年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Nicaea-Constantinople)、451年的迦克墩(Chalcedon)等等,实际是出于罗马皇帝御旨,用的是希腊哲学词汇来讨论、辩证。

 

汉牧师的观察值得重新审视。我尤其盼望能省察疫情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过度受到往昔的「现代世界」所影响。

 

我说「过去」,因为新冠非常有可能开启现代世界的终结。请大家留意,我说的是「现代世界的终结」,而非「末世」。遗憾的是一些过度热心的基督徒之所以会这样认为,通常是出于对基督再来和相关事件错置的惧怕,而非对基督在末世迎进神国度的健康、活泼盼望。

 

经文的确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且自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已经正式活在所谓的「末世」,只有时间能证明耶稣是否会在我们尚存于世时再来,或者我们很可能如已故的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所说,只是「早期教会」。

 

换句话说,即便很难确定新冠就是如假包换的末世将临「征兆」,但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发生的事象征着我们所知世界的结束。

 

看看这些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机制,如何难以应对新冠所造成的影响;加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从许多方面把我们推至「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边缘。当然,虽不完全如赫胥黎在他1932年的小说中所想像,「美丽」和「新」,恰当地形容了我们笔直奔往的反乌托邦世界。

 

过去一年多来,「感谢」现代科技的社群媒体,大规模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变化与波动,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其实在新冠之前就已风起云涌,只是疫情造成的政治环境,让情况急转直下。例如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悲剧,成为原已种族两极化的美国无可回头的拐点;香港政府为了回应公开抗争,做出永久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会继续,也会更加剧。

 

当通国共有的国家表述已不复存,即使是同一事件,无论发生于过去或现在,都不再有一致的立场与说法时,美利坚还称得上是「合」众国吗?「民主」这样的体制就算还能存留,可否保存现有型态?职场和学习搬上网路空间后,除了改变人的生活型态,还可能有什么更深、更广的影响?当国际旅游更受制于政策,又会让我们对世界有何新认识?

 

现代世界总想往「全球公民」前进,所向往并高举的多元化和多文化,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和国际的合一。因此,「现代」发明如社群媒体,在使人能更快、更方便地连结的同时,却也因成为政治评论与议论的媒介,反倒威胁了社群的合一。后疫情时代,这些现象、概念又将如何发展?又有什么信念能让我们在不明朗的未来中,仍有确切可循的轨迹?

 

 

神学「新日常」?

 

很多人叩问是否会回到「正常」,指的是新冠前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生活。大家也有共识,世界历史的这一章中,将出现某种「新日常」(new normal),至于「新日常」会持续或终止人们所知的新冠前现代生活,尚未可知。我自己猜测,诸如政治、经济、远距工作和教育等等前新冠生活的「终止」,以及国际旅行、「全球公民」遇到的挑战,会让现代生活在后疫情脆弱的持续蒙上阴影。

 

在思考后疫情的新日常时,让我们也来看看福音派一脉相传的神学和教会学架构,是否足以应对?若是完全真实、健康的神学和教会论,应该可以;不然,岂不该尽可能往此方向前进,毕竟这才是「健康的真实」?

 

在「细察时代」之际,我想聚焦于三个值得先解构再重建的教义,目的是要从「处境特定」(contextually-birthed)的思考来修正「历来普遍」(diachronically-universal)对基督真理的认识。盼望经历了疫情的显着影响,这些思考能使福音派对信仰和实践的认识更清晰。

 

这三个主题是:

 

1. 以个人为中心所理解的救赎,过于强调福音的某些部分,以至于忽略了应可说是更重要的部分;

 

2. 将教会转变成消费式的「企业」,把牧养和门徒训练从真实的个人关系中抽离,是美国式不健康的偏好;

 

3. 这两个偏差的轨道到底对我们了解「人」是什么,产生何样影响。

 

在进入21世纪后疫情(也就是说真实的「后现代」)之际,至少有三条神学脉络需要「新日常」:

 

1)救恩论(soteriology);2)教会论(ecclesiology) ; 3 )人论(anthropology)。我们先来看救恩论,后续文章再继续省思教会论和人论。

 

如何定义「救恩」?

 

当马丁路德为了与过度强调「行为」的16世纪天主教会抗争,提出恢复「称义」教导时,结果并没有按他原先的意图,改革了整个教会。反倒是意外地让西方教会一分为二,成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从后者则衍生出现今的福音派。当时为了和放纵、腐败的罗马教廷抗衡,需要重新界定救恩论。对路德而言,救恩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在基督里「一次永逸(成全)」(once and for all)的公义,借着神的恩典,于相信基督和祂在十架上成就之功的当下,归于我们个人。我们的罪首先归于基督,祂的义再归于我们,这就是所谓「蒙福的交换」(blessed exchange)。

 

遗憾的是,到了承接路德的莫兰顿(Philip Melanchthon)手中,此「单凭恩典因信称义」的指标,公式化地压扁了救恩概念,呈现出天上法庭的画面─在圣洁的神面前,罪要借由法律来解决。把基督的义归于我们,神通过「法庭宣告」(forensic declaration)称我们为义。这个「法庭宣告」让信徒从因罪而得的永远咒诅中,得以解脱。

 

这样的比喻诚然描绘了得救的一个层面,不过若当作惟一或主要的层面,就有问题了。

 

惟恐路德宗过度强调称义而导致轻忽律法的生活,加尔文(John Calvin)在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处理救恩的部分,刻意将「成圣」摆在称义之前。过往福音派的「十架中心主义」(crucicentrism,强调耶稣在十架上成就之功),偏重于路德宗称义说,再结合加尔文的「代罚救赎论」(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的代赎,可以了解为何许多福音派信徒难以解释基督复活的救赎深意。

 

若将「救恩」这个词狭隘定义为:「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个人能上天堂」,很容易就脱离了神对我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持续的「赎回」(redemption)。

 

▲马丁路德为了与过分强调「行为」的教会抗衡,提出「单凭恩典因信称义」,后世基督徒却将救恩狭隘定义为「罪得赦免」。

 

「赎回」关系

 

因着神的恩典和凭圣灵之赐,我们得赎蒙召,受激励和装备;不是通过平面的律法公式,而是经由与基督充充满满地联合,来参与如此积极的救赎之功。与基督实际的联合,要比称义、成圣,和将来得荣耀,更是救恩论的根本。因此从救赎来解释「救恩」,开阔了短浅的律法视角;如此的救赎更凸显罪的根本在于「关系破裂」,而非仅是「触犯律法」。

 

要是重点放在「触犯律法」,通常会导致如威拉德(Dallas Willard)所称「管理罪的福音」(gospels of sin management);重点放在「关系」,则可形成从东方基督教所说「救恩先是亲属再是法定关系」(salvation is filial before it is forensic)的概念。如此就能把救恩积极面的「认养」(adoption)和所有随之而来的益处,而非仅理解为消极面的称义,恰当地视为特权。

 

除此之外,三一神就是相连的关系,因此以关系为中心来看救恩,显得更有理有据。何况必先有关系,才会构成人格(personhood)。

 

▲耶稣完成的救恩,更在于赎回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己、人与受造物的关系。祂的救赎使我们得蒙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我很喜欢有人曾提出救恩所包含的四层得赎关系:与神的关系得赎;与人的关系得赎;与己的关系得赎;与所有受造物的关系得赎。

 

强调在基督里的积极面,也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容许我们在基督里,借圣灵由父神认养,蒙祂接纳成为儿女。这意味着我们如今就能以这新的亲属身分生活,借此也能以「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方式,活在这四层得赎的关系里。着眼于救恩的积极面而非只是消极面,我们很自然就能寻求活在耶稣借由十架和复活所赐的丰满,和新生命的展望中。换句话说,因着神儿女的身分,我们在今世便能活在也活出,得赎的未来。

 

让我欣慰的是,从经文中可以看出,因信称义的观念只在保罗书信中的特定情况下才提及;认养接纳的主题,则是贯穿整个新约,包括保罗书信。由此可看出救恩论的重心所在。更进一步来看,称义是在西方基督教基于罪疚的文化中成为显学,其来有自。这也更说明称义不该如福音派通常所认为的,是得救惟一、终极的意义,特别是观察对照了亚洲以羞耻为本,和非洲以惧怕为本的文化(参考The 3D Gospel, Jayson Georges)。

 

相信接下来在系列文章中重思教会论和人论,能使我们越来越清楚,为何在后疫情的世界,以上所提到的观念修正至关紧要。

 

想想这段时间新冠以及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种种变动,我们需要的救恩论,必须足以从赎回的角度参与在我们所知所历的历史事实中。经过删减的救恩论,单单关注于个人在圣洁上帝前的法定地位,如何能把基督看为如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

 

而之前提及的四层救赎关系,描绘出如此具建设性的潜在可能。我们如何以宽广的眼界,从神学─而非单从制式教条─来认知救赎,将会影响我们如何在世上活出属天的生命。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对教会本质和在世上所扮演角色的认知。或许更重要的是,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为以神形象受造之人的认知。这些,将在后续文章中继续探讨。

 

 

温永勖牧师 Rev. Dr. Clement Wen,目前担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系统神学助理教授。曾担任马利兰中华圣经教会青少年牧师(2010-2015),之后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温牧师为KRC前董事会主席温英干教授的儿子,他和太太吕筱筠育有两个儿子,Ethan和Mi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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