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新日常】系列1

新冠是現代世界的終結者？

再思救恩論

文╱溫永勖（Clement Wen）‧譯╱林雨

「現代世界」的終結？

前美國參議院院牧漢立察（Richard Halverson）曾諷刺地說：「初代的耶路撒冷教會，是一群以復活基督為主軸的團契。然後教會遷往希臘，成了哲學；遷至羅馬，成了機構；來到歐洲，成了文化。終於，抵達美國後，成了企業。」

漢牧師指的是在基督教扎根之處，總有受當地風俗文化過度影響的傾向。然而酌量正統基督教的發展歷程，其實與教會從耶路撒冷到希臘到羅馬等等的遷移息息相關。這想必是出於神的安排。

舉例而言，衍生出後世基督徒信從的基督論（Christology）和三一神論（trinitarian theology）的4、5世紀大公會議，如325年的尼西亞（Nicaea）、381年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Nicaea-Constantinople）、451年的迦克墩（Chalcedon）等等，實際是出於羅馬皇帝御旨，用的是希臘哲學詞彙來討論、辯證。

漢牧師的觀察值得重新審視。我尤其盼望能省察疫情前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是否在不知不覺中過度受到往昔的「現代世界」所影響。

我說「過去」，因為新冠非常有可能開啟現代世界的終結。請大家留意，我說的是「現代世界的終結」，而非「末世」。遺憾的是一些過度熱心的基督徒之所以會這樣認為，通常是出於對基督再來和相關事件錯置的懼怕，而非對基督在末世迎進神國度的健康、活潑盼望。

經文的確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且自五旬節聖靈降臨，我們已經正式活在所謂的「末世」，只有時間能證明耶穌是否會在我們尚存於世時再來，或者我們很可能如已故的紐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所說，只是「早期教會」。

換句話說，即便很難確定新冠就是如假包換的末世將臨「徵兆」，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發生的事象徵著我們所知世界的結束。

看看這些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機制，如何難以應對新冠所造成的影響；加劇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從許多方面把我們推至「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邊緣。當然，雖不完全如赫胥黎在他1932年的小說中所想像，「美麗」和「新」，恰當地形容了我們筆直奔往的反烏托邦世界。

過去一年多來，「感謝」現代科技的社群媒體，大規模的社會和地緣政治變化與波動，造成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其實在新冠之前就已風起雲湧，只是疫情造成的政治環境，讓情況急轉直下。例如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悲劇，成為原已種族兩極化的美國無可回頭的拐點；香港政府為了回應公開抗爭，做出永久性的改變。這些改變會繼續，也會更加劇。

當通國共有的國家表述已不復存，即使是同一事件，無論發生於過去或現在，都不再有一致的立場與說法時，美利堅還稱得上是「合」眾國嗎？「民主」這樣的體制就算還能存留，可否保存現有型態？職場和學習搬上網路空間後，除了改變人的生活型態，還可能有甚麼更深、更廣的影響？當國際旅遊更受制於政策，又會讓我們對世界有何新認識？

現代世界總想往「全球公民」前進，所嚮往並高舉的多元化和多文化，同時也阻礙了國家和國際的合一。因此，「現代」發明如社群媒體，在使人能更快、更方便地連結的同時，卻也因成為政治評論與議論的媒介，反倒威脅了社群的合一。後疫情時代，這些現象、概念又將如何發展？又有甚麼信念能讓我們在不明朗的未來中，仍有確切可循的軌跡？

神學「新日常」？

很多人叩問是否會回到「正常」，指的是新冠前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生活。大家也有共識，世界歷史的這一章中，將出現某種「新日常」（new normal），至於「新日常」會持續或終止人們所知的新冠前現代生活，尚未可知。我自己猜測，諸如政治、經濟、遠距工作和教育等等前新冠生活的「終止」，以及國際旅行、「全球公民」遇到的挑戰，會讓現代生活在後疫情脆弱的持續蒙上陰影。

在思考後疫情的新日常時，讓我們也來看看福音派一脈相傳的神學和教會學架構，是否足以應對？若是完全真實、健康的神學和教會論，應該可以；不然，豈不該盡可能往此方向前進，畢竟這才是「健康的真實」？

在「細察時代」之際，我想聚焦於三個值得先解構再重建的教義，目的是要從「處境特定」（contextually-birthed）的思考來修正「歷來普遍」（diachronically-universal）對基督真理的認識。盼望經歷了疫情的顯著影響，這些思考能使福音派對信仰和實踐的認識更清晰。

這三個主題是：

1. 以個人為中心所理解的救贖，過於強調福音的某些部分，以至於忽略了應可說是更重要的部分；

2. 將教會轉變成消費式的「企業」，把牧養和門徒訓練從真實的個人關係中抽離，是美國式不健康的偏好；

3. 這兩個偏差的軌道到底對我們了解「人」是甚麼，產生何樣影響。

在進入21世紀後疫情（也就是說真實的「後現代」）之際，至少有三條神學脈絡需要「新日常」：

1）救恩論（soteriology）；2）教會論（ecclesiology） ； 3 ）人論（anthropology）。我們先來看救恩論，後續文章再繼續省思教會論和人論。

如何定義「救恩」？

當馬丁路德為了與過度強調「行為」的16世紀天主教會抗爭，提出恢復「稱義」教導時，結果並沒有按他原先的意圖，改革了整個教會。反倒是意外地讓西方教會一分為二，成為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從後者則衍生出現今的福音派。當時為了和放縱、腐敗的羅馬教廷抗衡，需要重新界定救恩論。對路德而言，救恩最重要的特質，便是在基督裡「一次永逸（成全）」（once and for all）的公義，藉著神的恩典，於相信基督和祂在十架上成就之功的當下，歸於我們個人。我們的罪首先歸於基督，祂的義再歸於我們，這就是所謂「蒙福的交換」（blessed exchange）。

遺憾的是，到了承接路德的莫蘭頓（Philip Melanchthon）手中，此「單憑恩典因信稱義」的指標，公式化地壓扁了救恩概念，呈現出天上法庭的畫面─在聖潔的神面前，罪要藉由法律來解決。把基督的義歸於我們，神通過「法庭宣告」（forensic declaration）稱我們為義。這個「法庭宣告」讓信徒從因罪而得的永遠咒詛中，得以解脫。

這樣的比喻誠然描繪了得救的一個層面，不過若當作惟一或主要的層面，就有問題了。

惟恐路德宗過度強調稱義而導致輕忽律法的生活，加爾文（John Calvin）在他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處理救恩的部分，刻意將「成聖」擺在稱義之前。過往福音派的「十架中心主義」（crucicentrism，強調耶穌在十架上成就之功），偏重於路德宗稱義說，再結合加爾文的「代罰救贖論」（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的代贖，可以了解為何許多福音派信徒難以解釋基督復活的救贖深意。

若將「救恩」這個詞狹隘定義為：「因信稱義，所以我們個人能上天堂」，很容易就脫離了神對我們的生命和這個世界持續的「贖回」（redemption）。

▲馬丁路德為了與過分強調「行為」的教會抗衡，提出「單憑恩典因信稱義」，後世基督徒卻將救恩狹隘定義為「罪得赦免」。

「贖回」關係

因著神的恩典和憑聖靈之賜，我們得贖蒙召，受激勵和裝備；不是通過平面的律法公式，而是經由與基督充充滿滿地聯合，來參與如此積極的救贖之功。與基督實際的聯合，要比稱義、成聖，和將來得榮耀，更是救恩論的根本。因此從救贖來解釋「救恩」，開闊了短淺的律法視角；如此的救贖更凸顯罪的根本在於「關係破裂」，而非僅是「觸犯律法」。

要是重點放在「觸犯律法」，通常會導致如威拉德（Dallas Willard）所稱「管理罪的福音」（gospels of sin management）；重點放在「關係」，則可形成從東方基督教所說「救恩先是親屬再是法定關係」（salvation is filial before it is forensic）的概念。如此就能把救恩積極面的「認養」（adoption）和所有隨之而來的益處，而非僅理解為消極面的稱義，恰當地視為特權。

除此之外，三一神就是相連的關係，因此以關係為中心來看救恩，顯得更有理有據。何況必先有關係，才會構成人格（personhood）。

▲耶穌完成的救恩，更在於贖回人與神、人與人、人與己、人與受造物的關係。祂的救贖使我們得蒙接納，成為神的兒女。

我很喜歡有人曾提出救恩所包含的四層得贖關係：與神的關係得贖；與人的關係得贖；與己的關係得贖；與所有受造物的關係得贖。

強調在基督裡的積極面，也就是得到兒子的名分，容許我們在基督裡，藉聖靈由父神認養，蒙祂接納成為兒女。這意味著我們如今就能以這新的親屬身分生活，藉此也能以「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方式，活在這四層得贖的關係裡。著眼於救恩的積極面而非只是消極面，我們很自然就能尋求活在耶穌藉由十架和復活所賜的豐滿，和新生命的展望中。換句話說，因著神兒女的身分，我們在今世便能活在也活出，得贖的未來。

讓我欣慰的是，從經文中可以看出，因信稱義的觀念只在保羅書信中的特定情況下才提及；認養接納的主題，則是貫穿整個新約，包括保羅書信。由此可看出救恩論的重心所在。更進一步來看，稱義是在西方基督教基於罪疚的文化中成為顯學，其來有自。這也更說明稱義不該如福音派通常所認為的，是得救惟一、終極的意義，特別是觀察對照了亞洲以羞恥為本，和非洲以懼怕為本的文化（參考The 3D Gospel, Jayson Georges）。

相信接下來在系列文章中重思教會論和人論，能使我們越來越清楚，為何在後疫情的世界，以上所提到的觀念修正至關緊要。

想想這段時間新冠以及社會、政治、文化帶來的種種變動，我們需要的救恩論，必須足以從贖回的角度參與在我們所知所歷的歷史事實中。經過刪減的救恩論，單單關注於個人在聖潔上帝前的法定地位，如何能把基督看為如彼得所說的「活潑的盼望」？

而之前提及的四層救贖關係，描繪出如此具建設性的潛在可能。我們如何以寬廣的眼界，從神學─而非單從制式教條─來認知救贖，將會影響我們如何在世上活出屬天的生命。同時，也會影響我們對教會本質和在世上所扮演角色的認知。或許更重要的是，影響我們對自己身為以神形象受造之人的認知。這些，將在後續文章中繼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