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衣风情

文／郭倩媛　翻译／张丽春

▲作者（右）、长姊（中）与母亲，三人都曾经历车衣厂女工的岁月，为子孙留下勤奋的传承。

妈妈说我得去！她说，老闆想找个比姊姊好的翻译，如果我肯讲英文，他答应付我每小时六美元的工钱。再説，姊姊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替我争取到这个差事，而且，妈妈多年来和一个义大利老太太同事，一直是靠著打手势交谈，她们也需要我帮忙，来场真正的「聊天」。

就这样，我这个大学生，不由自主地，居然在波士顿中国城的车衣厂裏度过了1973年的整个夏天。

闹市豪情

整个厂裏，除了熨烫间三个看来挺晦气的男工以外，清一色是女工，而且绝大多数是华人。义大利裔老闆戈斯矮小结实，看起来还算和善。他在堆积如山的布匹垛中钻进钻出，检查样品，调整剪裁，和熨烫工人聊天。我注意到他总躲开车衣女工，但又有谁不想绕道走呢？风扇呜呜作响，缝纫机飞速运转，压过这一切的，是女人们的大声喧哗，以及那咄咄逼人的闹市豪情。大部分时间，戈斯都戴著耳塞。

妈妈、义大利老太太和我是剪线工，在一个角落裏干活儿。我曾奇怪妈妈是怎么知道她同事那么多的事情？后来才发现，除了这儿、那儿地添枝加叶，她们的手语交流颇爲有效呢！一个理解的点头，一点鼓励的微笑，一双帮忙的手，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把这两位和善的妇人拉在一起。妈妈说的不是台山话，使得她和别的女工间总有些距离，但是因爲她的年纪，她们对她还算礼貌。那时候，中国城仍是台山人的天下，不说台山话的人都被当成外省人，或者乾脆被称爲「从上海来的」。

姊姊就适应得好多了，她嫁进一个台山家庭，被同化得挺不错。从二十出头就开始车衣，孩子小的时候，她把活儿带回家，缝纫机的喀喀声盖过了孩子的哭声，她只管不停地做；有时缝衣针钉穿了手指，血珠儿渗进深色的羊毛衣料，她还不停地做下去……就这样，她供弟弟念大学，将全家人从香港移民到了美国。

慓悍求生

三十个女工中，有个不成文的「座次」，不是按著技术高低来排，而是看谁的嗓门大、够厉害、对工会够熟悉，头儿很容易从人群裏挑出来。姊姊儘管受尊重，但她一贯説话轻言细语，温柔和善，和这要求相差什远。因此，当某一天，我听到车衣间裏传来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无疑是姊姊的声音时，你能想像我有多么惊讶！

▲作者的母亲在长女、孙辈，与曾孙辈簇拥下欢庆九十大寿。

车衣间裏，每天都有错综複杂的人间戏剧上演。裁好的布片上下翻飞，衣料如潮水般湧入，女工们随心所欲地大叫大嚷，口角连连，好像非如此不足以发洩心底的积鬱似的，姊姊好像也以这种方式释放自己。

妈妈只在午饭时才和我説话，她急切地希望我表现良好，就可以在戈斯面前替我美言。吃饭时，她会谈著那些女人的故事：嗜赌的丈夫、生病无人照料的孩子、大洋那边急待帮助的家人、孤单、文盲、遭亲友出卖，和如山的债务……多沉重的负担啊！过去我曾对这些车衣女工大感不悦，在公车上，在地铁里，她们不合时宜的举止曾让作爲同胞的我感到尴尬。现在想来，她们大大咧咧的动作和高声大嗓的背后，竟是钢铁般的生存意志，是跟现实拚到底的决心。

勤奋传承

我儿子最近和我谈起「亚裔的殊荣」，指的是亚裔学者、专业人士的傑出表现。我告诉他，他继承的传统当中，应包括车衣女工。当年她们和餐馆工人、洗衣工人，这些以体力工作的亚裔移民，在汗水与勤奋中，克服一切难以想像的困难，塑造了美国梦。

铃声响起，我们这些挣时薪的，打卡结束了一天；这时，论件计酬的车衣工把自己的活儿也交上去，如果碰上好日子，活儿简单，一个工人可能挣一百多元。那个秋天，我在店裏看到厂裏出品的一条裙子，标价22美元，我姊姊做这样一条裙子大概挣60分钱，她是厂裏缝纫技术最好的工人之一，常常被挑出来製做新颖样品。样品工人通常可以多挣一点儿钱。

作工的日子通常是以去中国城的市场结束，你会看到她们，拎著大袋蔬菜，拖著疲惫的步子消失在地铁中、公车上。付薪的日子，你会在某个地下商场发现她们，在削价商品中锲而不捨地翻寻，如同踩缝纫机时一样强悍。

热情和善

因爲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有时姊姊陪妈妈和我一起乘公共汽车。她常常问妈妈知不知道这个、那个的。姊姊会很尽职地将她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工会消息告诉我们──福利的变化啦，某位女士正在组织竞选投票啦……。工会在那时很有力量，能为工人争取到医疗保险、退休金、假期等福利，即使是现在，妈妈提起衣厂工会时仍旧讚不绝口，她在退休二十年后，每月仍会收到一张小额退休金支票。工会也是有力的政治工具，但要动员车衣女工来投票可是个大难题。一般説来，华人生性多疑，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不会为任何事情投票。

妈妈有时把多出来的钮扣、綫轴、蕾丝边角料，和拉链拿回家。我们在学校的手工课上从来没有缺过缝纫材料。那个时期，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什么亲戚或家人在衣厰或是餐馆工作。我们教会的团契表演戏剧时，找衣料做戏装从来不是问题。一位团契朋友曾打趣说，相信她家客厅的墙壁夹层是塞著衣料来隔热的。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旧居附近的剑桥工作，週六下午在中国城作义工，整整三年，我成为车衣女工的英文教师，和她们打成一片。她们会把孩子一道带来，非常热情、非常和气，而且总有很多问题。有时我帮她们填写政府表格，有时我乾脆下课后留下，与她们天南地北瞎聊天。我已记不起那些面孔，或是安排这些英文课的机构名称；但我还记得，每个週六回家时，都感到出奇地兴奋和满足，这一定是从那些跟我学英文的妇女身上沾来的。

多彩人生

八○年代中期，国际贸易条约加速了波士顿车衣工业的衰落。在当了二十五年的车衣女工之后，姊姊得从头开始，成千上万像她一样的人，生平头一次湧入办公室讨生活，姊姊在联邦储备银行 (Federal Reserve Bank) 找了份信件递送员的工作，以同样的勤奋和毅力，努力以赴，渐渐成爲最好的员工之一，责任也不断加增，她荣休后，在金色年华裏，于中国城与教会委身服事主。

和车衣女工的这段短暂接触后，多年过去了。年轻一代亚裔妇女走进了大学和更广阔的天地，对她们来説，缝纫已成爲一门失落的艺术。中国城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七○年代来自越南的难民，在八○年代静悄悄地变成了企业家和商人。自中国大陆湧入的新移民带进了普通话，取代台山话，成爲中国城的通用语言。那些老旧的公寓消失不见，过去的衣厂大楼亦被改建成新的厂房或是办公室。

如今，我像个陌生好奇的访客走过中国城，她又是一种风姿，和过去迥然不同。大学时代，我曾和几个弟兄姊妹采用西门与加丰凯尔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歌词，一起製作了一支名为「我的小镇」的宣教幻灯片，我们唱著：「在我的小镇，雨后有道彩虹，却是黑色，并非失去了色彩，缺少的是人们的想像力……」那时我们没有看出，神的色彩已根植于那些辛苦工作的男男女女的灵魂深处。在祂的时间里，他们如花儿盛放，就像姊姊一样，满是活力与弹性，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激赏。

回首往昔，我和车衣女工们共度的岁月塑造了今天的我。她们，包括我姊姊在内，让我明白妇女是什么：坚韧、灵巧，同时又极其忠诚、率直。她们的手推动摇篮，并在世界上披荆斩棘、打开生路，她们是得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