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网下，放眼天下

——网络对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文、供图／谭瑞玲

不少家长觉得网络如洪水猛兽，不但侵蚀污染了儿女们的弱小心灵，且会连结来历不明的社群，甚至可能煽动儿女，产生偏激行为。不过，从历史宏观来看，网络只是历史进展中的媒介之一，遗害与否在于使用者的态度与目的。

▲网络只是历史进展中的媒介之一，遗害与否在于使用者的态度与目的。

历史中的媒体

当颠覆文化发展的活版印刷术在欧洲出现后，圣经不再是天主教教廷的专有物，信徒逐渐可以拥有自己的圣经，促进脱离教皇控制宗教思想的基督教的发展。然而，印刷术令各种思潮得以广泛流传，也导致后世政局的动荡及民生的翻腾。

昔日电报初次面世，被认为是传递信息最快速的媒体，只要能掌握这新兴科技便是强国的象征，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强国可通过电报的捷讯，因应各地情况，远距离地遣兵调将，故拥有电报技术亦成为强权侵占弱国或镇压起义人民的预警工具。时至今日，纸本媒体已开始被人摒弃，电报亦消失无踪，有谁还会缅怀这些曾叱咤一时、改写历史的产物呢？

今世代的网络与政治参与

比起从前发明的媒体，网络的步伐速度更划时代，读者实时便可获得信息。通过智慧手机不断更新载体，打破以前必须呆坐计算机前的限制；用户更能一天廿四小时随时随地又随身地保持各样联系，弹指之间，每时每刻的信息便实时、贴身、排山倒海而来。

这种网上的高速信息，自然亦直接影响到群众运动组成的速度，常用的工具包括脸书、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例如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Missouri）圣路易郡（St. Louis) 佛格森市(Ferguson) 发生了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非裔青年事件后，一个小时内，网上便有目击者的留言及附近实时拍的现场照片。在示威的第一个星期，便有三百六十万笔Twitter 传讯，一个月后单是直接相关的Twitter贴文超过八百万。1

在中东，上网者大部份是年轻人，即使网络使用人数不及西方国家，但其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被誉为“阿拉伯之春”的抗争运动，亦名为“脸书革命”，可见网络的影响力。2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西亚（Tunisia）小镇，一名小贩不堪警察欺凌，愤而自焚。网上频传的自杀片段触发年轻人上街抗议的活动，民众表达对总统Zine el-Abidine Ben Ali政权的强烈不满，两星期后他便下台出走沙地阿拉伯。而这个群众运动，通过网上的互载，三个月内便吹遍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

在突尼西亚，YouTube被政府监滤的情况下，脸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的上载内容甚至翻译成法语以致信息可走向海外。当地人民常一手执石块对抗军警，一手执手机互通消息，充分运用了网络的功能。

▲“阿拉伯之春”的抗争运动，亦名为“脸书革命”，可见网络的影响力。

八、九十后年轻人的特性

相对于上一代父母的理性时代—凡事讲求知识真理，注重组织、计划和理性安排，这一代年轻人属后现代型，比较倾向感性，着重观点，偏向感觉多于策划。他们较多讨厌权威，亦对传统反感。

特别在言论自由受打压的国家，年轻人更会对政府和受其控制的传媒缺乏信心。例如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大部分传媒信息都是由上而下地受监管。年轻人却通过网络了解到总统及其家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与民主社会对国家领导人的约制力产生比较。

▲对美国不少非裔少年来说，上网能连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族裔，使没有串连的人群团结起来。

网络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政治参与

有些学者认为年轻人讲求观点、感觉的认同，在网上只会与政治理念志同道合者连结，少与意见不同者对谈，想法会越来越单向，缺乏多元化的思维。同时青少年又很容易以为在网上的“赞”便是人多势众，造成错觉，误认个人的想法属于社会的多数。

然而，对美国不少非裔少年来说，上网能连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族裔，使过去无法串连的人群团结起来。他们认为自己的族群常被媒体忽略，网上链接反而可以积聚团结力量。故此，非裔族群比美国其他群体更多使用网上媒体，特别是Twitter，故又常被称为“Black Twitter”。

在美国佛格森市发生了警察射杀非裔青年事件后，通过“Twitter hashtag (#)”的主题平台， 分散各地的非裔可以在网上连结起来。例如“#Ferguson”，便能招聚关心此案的人；随着一些目击者看到被枪杀青年死前曾高举双手示意投降，又引发了“#HandsUpDontShoot”的流传；最后，为防止警员在非裔小区滥杀，非裔族群更形紧密，组织了Millennial Activists United，用了“#FergusonFriday”作定期反思互动，并且出版《This Is The Movement 》日报。网上的汇聚，跨越了以往的地理界限，能把分散各地但共同意向的人连接起来，跳出从前群众运动的规限。

此外，虽然纸本、广播、电视的传媒发展也一日千里，但始终是单向（broadcast monologues），读者和观众只是默然的接收者。相反地，在网络时代，读者可以实时互动，参与讨论，让议题成为多向和互向（social dialogues），因此更能迎合年轻人的喜好，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接纳或尊重。

同时，身在现场的人更可以担当现场记录者，好像记者般尽公民责任如实报导（citizen journalists）。另一方面，不能实时参与或身处异地的有心人，仍可在网上同步参加（virtual participation），更能满足年轻人的群体效应。

2014年在香港发生“雨伞革命”期间，不少身处外地的年轻人，即是如此和现场的参与者连心同行。2013年在土耳其的民间示威更见其跨国性，大部分的Twitter讯息都来自海外，以致于首相Recep Tayyip Erdogan封杀当地网络以打压示威者的举动失败。

网络的优点之一是快速，因此要聚集群众和呼召行动时，可以在分秒之间即动员成事，不如过往的群众运动需要魅力领袖，或严密的动员组织力。昔日的擒贼先擒王的传统策略，已不适用于这世代的年轻人，往往一些集会都是个别群组的自发参与，然后再像病毒般扩大链接起来。

参与“阿拉伯之春”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自发性的，横跨数个中东国家的抗争行动中，几乎没有一位具体的领袖。在美国的佛格森市枪杀案中，示威者亦多是各自响应Twitter，参与行动。一个“赞”（like），转递（forward）或分享 （share），便改变了以往群众运动从领袖而下的模式。

给家长的建言

一、明白参与政治活动有助拓展世界观

在突尼西亚，青年人上街当然不只是因为一位小贩自焚，还包括抗议国家普遍的高失业率，和存在已久的政治问题。甚至，年轻人参与阿拉伯之春的举动，即是响应对当地政府长期忽视民生的要求。美国非裔青年对佛格森市枪杀案的强烈反应，也源由于小区常发生类似事件。

网络引起的话题与讨论，多数是响应社会状况，此类的互动可加深促进交流思考的深度，促进知识的广度，不见得都是家长所担心的无所事事或无中生有的聊天。

不少家长抱怨孩子俨如宅男、宅女，整天窝在计算机前沉迷电玩，没有真实社交生活，缺乏同辈互动。若子女开始留意时事、关心政府政策、参与小区活动，是儿女从自我中心进步到开放胸襟、放眼天下的表现。

二、与子女一起成长

中学时代便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黄之峰，曾表示自己对政治的深入认识和及时跟进，很多都来自网络，特别是从Facebook。身为家长，也应与时并进，关心子女的知识来源。事实上，儿女从网络所获得的信息，远超过父母所能给予的；因此父母亦需充实知识，进入子女浏览的相关网站，明白他们的看法，才能和儿女对谈。

三、预防偏激言行从小做起

美国南加州大学非洲裔毕业生 Modupe A. 分享，南加州富豪区比华利山（Beverly Hills）的居民在看美国非裔族群问题时，不少充满偏见，远离现实。不过，她若要和反对者对话，就需要找出双方都关注的话题，然后逐步讨论，以求双方增多了解。

实际上，在网上搜寻，甚至在同一平台，也可以看到多元化的声音。例如在“Twitter hashtag #Ferguson”，便能看到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被杀非裔青年 Michael Brown和支持开枪警员Officer Darren Wilson 的声音并列其中。

家长与其担心网络的威力，不如从基本功夫做起：自子女幼年开始便强化亲子关系。孩子渐渐懂事时，常与他们讨论报章的新闻或身边发生的事，从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判断是非的原则。当儿女逐渐长大，更要明白他们的世代崇尚反权威，又重感性，尽量不要家长式地强推自己的意见。最好先聆听，然后从不同的角度问问题，帮助子女从单向思维走向多元。

▲在香港发生的“雨伞革命”，许多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反对，上街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示威抗议。

四、坚定与容纳并行

一位想参加“雨伞革命”的香港女学生说，父母不准她参与，甚至用脏话骂她，但她仍毅然上街。热衷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Modupe A.，父母是非洲尼日利亚移民，虽然明白、认同她所争取的权益，但仍觉得她应该先用心读书，完成移民都追求的美国梦。

家长欲与子女保持良好的互动，宜以身作则，表现愿意聆听不同意见的真诚态度，而又同时保持自己坚定的立场，身体力行，教导儿女如何与意见不同者和平相处，却又不失个人的价値观和原则。

五、善用信仰的力量

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在世而不属世”，我们向世人传福音时，即是两个迥异价值观的交锋。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我们理当谦卑，静心聆听别人的心声，同时亦温柔地坚守自己的信仰，靠着神的力量，言教身教地改变对方坚硬的心。儿女们在基督信仰文化下成长，便能减少产生敌我的排斥心态，反而更能有同理心，努力寻求与意见不同者对话。

科技不断进步，媒体日新月异，能拉近人群距离，亦会触动社会。我们与其忧心它的负面影响，不如与子女共同学习，充分利用创新功能，去关怀社会，认识世界。

注1：
Yarimar Bonilla and Jonathan Rosa,“#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thnologist 42 no. 1 (2015): 4-5)

注2：

Gadi Wolfsfeld, Elad Segev, and Tamir Sheafer,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Politics Comes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 no. 2 (2013):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