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新日常】系列2

新冠是现代世界的终结者？（之二）

再思教会论

文╱温永勖（Clement Wen）‧译╱林雨

消极解决「犯罪」，还是积极修复「关系」

上期〈新冠是世界的终结者？―再思救赎论〉文章中，我以「新冠代表了所知世界的终结」为起头，特别是「现代世界」的终结。「现代」，在此所指的比较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即生活和生存方式，而非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关的哲学概念。

我试着阐明，因从新教改革宗所得、过于强调「单凭恩典因信称义」的救赎论，导致对福音不完整的理解。这并非指「称义」在救赎的教义中是不必要或不真实。而是说把救赎的重点缩减至称义，大大影响了基督论（Christology），例如道成肉身、复活、升天等等基督生平的积极面，因消极面的十架黯然失色。基督徒在基督里得「认养」的身分，因着强调对罪的管理、律法主义、敬虔，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反映在教会生活上，基督徒的使命只剩下拯救灵魂的福音任务，或一句「培训带门徒的门徒」的口号。

救恩更整全的观点与态度，应是以正面的「关系」为核心，取代负面的「罪」和「律法」。如此，救恩就不仅是消极解决「犯罪」与「违背律法」，更是积极修复四层「关系」：1）与神；2）与人；3）与己；4）与受造之万物，也就是以赛亚书11章所描绘，「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的末世景象。

无论正面或负面，救恩都需要；关键在于救恩的重心当放在哪一面。

这四层关系的赎回，要比在现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其衍生出的福音派，所盛行的着重个人、受削减的福音，更能涵括福音的全备性。而福音派在神学上的得与失，是传承着16世纪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17世纪德国敬虔派（Pietism）、18世纪美国和英国反知识的奋兴主义（revivalism）和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s），至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的崛起铺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须面对这些影响。好比科学与信仰是否有冲突？神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否不同领域的现代科学正可研究祂的创造？期待在未来文章中，探讨上述运动和基本教义派中的张力。

身处如此的历史与神学洪流中，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重思教会论（Ecclesiology）。

出席，或是参与

已故神学家葛伦斯（Stanley J. Grenz）曾指出福音派的短处之一，是缺少教会论。相较于有着丰厚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y），什至一些新教的主流宗派，就能了解葛伦斯的意思。无论有没有理由或出于任何理由，一间间教会换着去有多容易。这也包括一些「爱耶稣却不爱教会」就不去教会的人（参考巴拿集团的调查：https://www.barna.com/research/meet-love-jesus-not-church/）。

福音派基督徒选择教会，似乎是出于个人偏好，而非呼召。可曾想过，为何正式成为教会「会友」比单单「出席」更重要？更进一步来说，多数的福音教会可否对这个问题提出好的神学答案，而不单为了能在会员大会中表决预算，或有资格成为长执候选人？再者，诸如洗礼和圣餐等圣礼，又处于什么地位？

教会论薄弱的原因之一，是传统架构中的福音更看重「单凭恩典因信称义」的救恩，导致洗礼、圣餐等圣礼，以及活动性会友的身分和本地教会的参与，退居第二位；换句话说，是可有可无的选项。

教会成为「选项」，其实是近期基督教历史才有的现象；中古世纪没有，16、17世纪宗教改革和之后的欧洲也找不到。当时邦国的界线也成为宗教界线，直到血腥的卅年战争（1618-1648）后，欧洲居民在不喜欢原来邦国的基督教宗派时，获准迁往另一邦国。不过，这和现代出于「什么都可以」地选择教会，大相径庭。

「什么都可以」的心态从何而来？大部分来自寻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朝圣者（Puritan pilgrims），离开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于18世纪找到新世界里美国这个新国家。当时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便是政教分离，且更重要的是宗派和非宗派教会都成大宗。这样的举动在欧洲原乡却要被冠上「离间派」（separatist）而遭偋弃。

和沉浸在历代仪式与阶级包袱的欧洲教会相异，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不同宗派和非宗派教会有效地把教会会友制削减成文化和消费的偏好。加上改革宗，尤其是加尔文，以证道取代圣餐，成为敬拜的中心。

经过18、19世纪于美国边陲奋兴主义和圣洁运动的演变，根据史学家瑞奇（Russell E. Richey）所说，「爱灵魂」之奋兴者心态，以及培育了20世纪敬拜中最高潮的「呼召」（altar call）之奋兴者做法，自成一种礼拜仪式，取代了作为教会的所有其他方式。

▲教会能否成为信徒如青草地、溪水旁的气力得更新处所？

外展，还是内聚

快转至20世纪后半，这种程序化的奋兴者架构，为彻底程序化的现代巨型教会（megachurch）运动奠定基础。这个主要在福音派圈子中兴起的消费式运动，按部就班地成为评断教会好坏的非官方标准。

也就是说，无论大小，教会的评鉴在于讲道、音乐、领导文化等是否构得上旗舰巨型教会强调的理想标竿。现代教会的「选项」地位鲜明提醒着，参加者多为无名氏的巨型教会，似乎就是上篇文章所引述，汉立察（Richard Halverson）牧师讥刺的「教会抵达美国土地，成了企业。」教会当然不该成为企业。然而今天的许多教会，不管人多人少，都想把教会当企业运作、经营。这可是相当有问题的。

疫情迫使实体教会关闭，搬上网路，虚拟「上」教会的选择多了，让教会的「选项」地位更明显。我猜测不少人会因活动减少而窃喜。上网观看（或上线后假装在看）敬拜，应是更方便了，至少不用梳妆打扮，什至无需下床。

要论断这种不合乎敬拜的懒散很容易，然而当问的是：疫情前教会的「企业」成分，是否只彰显了我们不知如何脱离的现代世界？

需要慎思的是：疫情前的福音教会，真是在基督里找到「安息」和祂所应许「轻省的轭」（参考马太福音11:28-30）之处？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为何这么多人会因不需亲身上教会而暗自欢喜？

更重要的是，若上述救恩的四层关系真是福音更宽广的目的，教会够不够向外开展？还是过于看重向内凝聚？

使徒行传6章所载，司提反与第一批执事蒙召，是为了确保缺乏的寡妇分得充足的食物。在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教会执事同样也致力于供应城市中贫困者的需要。然而现今教会执事的设立，主要为了与外界隔绝的「团契」、「接待」、「行政」等等。这些不是不重要，只不过或许需要在外展、内聚间，取得更好的平衡。若说教会事工不在于内聚而是外展，教会中所经验的敬拜与造就，会不会是要让我们在得喂养后，为了更广大的呼召，服事教会，也服事世界？

神学家古德（Darrell L. Guder）在所着《教会的持续回转》（The Continuing Conversion of the Church, 2000）书中提到，他三番四次邀请有行政管理恩赐的玛格丽特参与不同的教会事务和委员会，都得到客气的婉拒。挫败的古德问她为何从不说「好」，她深思熟虑的答案值得留意：「我的呼召是成为孩童的图书馆员；要做得好需要下很多功夫。我要在那里成为基督的使者；这必须是我的第一考量。」

或者对许多人而言，知道神交付的任务在教会之外，教会能否不再成为消耗有限精力之处，反倒是气力得更新之所？毕竟为了关系得赎，神的工作遍地都是。新冠截断了教会日常，也给予反思的机会，盼望带出修正，让本地教会的正式会员身分和参与，不再被看作次要，或当作选项之一。反而合宜地被视为救赎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福音不仅体现于神的话语，更借由圣礼表达。

个人，或是整体

对圣礼的认识不完备，助长了把教会当作选项的看法。举例来说，洗礼多被解释为个人事件，为了表示并确认「个人」委身基督；洗礼和有实质意义的教会会员身分，没有紧密关联。洗礼岂不当被看成「教会」大事，是本地和全地之神的家庭，透过个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确实记号，集体迎入新成员？

至于圣餐礼，不少福音教会是「纪念派」（memorialist。译注：主张饼和杯仅具象征意义，圣餐主要是纪念的仪式。），把洗礼和圣餐分开；本该是教会成员记号的洗礼，不再成为领圣餐的必要先决条件。基督论因此失了分量。圣餐仪式中，不再有基督真实的同在；若没有与基督真实相遇、结合，祂的子民怎能在主里相互连结？

我并非主张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译注：饼和杯在保持外型的同时，本质转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信义会和改革宗对圣餐观点，足以理解基督「真实」或「灵里」的同在，且比慈运理宗的纪念派（Zwinglian memorialist）看法，更合真理，更具意义。我自己依循加尔文和改革宗三位一体（trinitarian）的解释，来看耶稣的「灵里同在」。无论如何解释基督于圣餐礼仪的「真实同在」，重要的是，了解透过在本地会众分享饼和杯，我们与受死、复活的基督真实相遇，这是敬拜中奥秘的更新、转化。而透过基督在圣餐中的完全同在，祂的整个「身体」，也就是历代以来在全地的教会，同样也于我们每次擘饼时，奇妙地同在。

借圣餐与代表各民、各族、各国、各阶层的历代全地教会相交，对于分辨我们在四层得赎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有着全面的意义。特别是如当前追求社会公义的议题，我觉得当交由神来指引。个人和本地教会要按祂对我们个别的旨意和相对的呼召，在现世中预先活出祂在末世的平安（peace，shalom）；不应陷入「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公义律法主义，用来论断弟兄姊妹和其他教会。

我认为福音派在疫情中受召要恢复有意义的圣礼。不光因为在疫情之初「线上圣餐」是否可行成了热议话题，更因为在如此的患难（特别是今天的「Zoom倦怠」）中，不总是能够或需要从讲坛说什么。这和传统所强调的恰恰相反。

生命中一直需要的，是在基督里经由圣灵与永活的神相遇。圣餐最好地营造了如此的相遇―借着教导和宣讲，让神的话语得以在正确的位置上。现代世界缺少的是稳定带来的安慰。在后疫情的动荡中，可带来安慰与平安的，惟有基督奥秘的同在，尤其从圣礼中所得。遗憾的是，这部分已失去许久；不幸的是，产生了偶像崇拜式的「基督教好莱坞」名人文化。

大而显明，还是小又不起眼

巨型教会助长了「基督教好莱坞」名人文化，尤其是把基础建立在「好的」讲道，接着就是出书。要把福音派的许多病症归咎于巨型教会很容易，然而很难想像如果少了马鞍山（Saddleback，主任牧师为华理克）或柳溪（Willow Creek）这样的巨型教会，20世纪的福音派是何种景况。不少人的信心通过神所膏立的巨型教会事工，大大蒙福、得力。

巨型教会在许多方面的确成为很大的祝福。然而并非所有特质都健全，其一是教会越大，事工与牧者就越抽离，越不亲切。牧者不再知道教会里每只羊的名字，借由分工，地位更「重要」的牧者分担的就只是讲道和领导，从抽象的理论上（而非亲力亲为）参与策略、事工、系统的发展，从而提供门徒造就和会友关顾。

作者、讲员杰森尼（Skye Jethani）准确地观察到，当教导和讲道（可能再加上撰写畅销书）的公开事工超越了圣礼，敬拜的中心人物就不再是基督，取而代之的是有着金舌头的明星牧师。相较于无数以讲道着称的福音派名牧，可听说过哪些广为人知的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神父、主教？会不会因为较重视圣礼的古老基督教传统，更能从象征分享基督身与血的擘饼、传杯，让敬拜聚焦于基督？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心态，各种节目、点子、活动把教会给辗平了，才会有上述的福音派疲惫。具体而言，巨型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定期举办特会，邀请名声响亮的讲员。然而说穿了，不过是推销书籍眩人眼目的门面。近年来这么多「基督教好莱坞」名牧失足，无论是滥权或性侵，或公开否认基督信仰，可看见在个人跌倒和有毒的事工文化中，还要让巨型组织继续顺利运行以保持成功表象的黑暗面。

「我也是」（#metoo）运动造成巨型教会总体失去信用；新冠疫情中的社交限制，有可能把福音派教会从巨型教会模式，推向信仰深刻的小型社群。纵然较为分散，却能带出非企业、非抽象、个人牧养、「实名制」事工更大的潜力。

如此较小型的聚集，不仅对疫情中不稳定的社会有助益，也让我们更能掌握人类真实、丰富的本质。下篇文章将重新思考神学理念中的人论（anthropology）。

容我引用耶稣所讲的天国比喻作结束。巨型教会的理念是「越大越好」；耶稣所说的天国则好似芥菜种，栽种时虽然小，渐渐长成园里最大的树。巨型教会追求的是「越显明越好」；耶稣所说的天国却犹如面酵，量少不起眼，慢慢使60磅的面团都发起来。

身为福音派教会，我们如何能在后疫情时节，成为更小、更不起眼，却是如芥菜籽成长，如面酵使全团发起来？

主啊！祈愿祢引导。阿们！

▲教会能如何在后疫情的新日常中，如微小的芥菜籽成长，如不起眼的面酵使全团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