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初期姊妹事奉巡礼

文／邱清萍

1807年，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基督教在中国宣教工作。十四年后，第一位女性信主受洗，就是梁发的妻子。一百年后，中国的女性信徒人口增至十二多万，占教会人口37%。

西方妇女宣教运动

宣教士来华之初，清廷不淮女眷入境。当时西差会不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而在中国（男）宣教士又限于男女授受不亲，难与当地女性接触传道，妇女事工进展什慢。后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打开五口通商，宣教士可以带著妻眷在各地宣教，妇女接触福音的机会就增加了。

当时在西方，一些宣教士不理会差会的反对，起来组织妇女宣教团体。妇女宣教运动于1860年末期开始热烈展开。宣教领袖蒙海伦（ Helen Montgomery）在她的著作《西方女人在东方》中报导五十年（1860-1910）来华女宣运动的成果，她说：

「1861年，我们只有一位（女）宣教士在缅甸工作，1909年，我们有4,710位单身姊妹在工场上。1861年美国只有一个女宣会，到1910年却增加到44个。以前支持者不过数百位，如今最少有两百万。以前收到的献金不过二千元，如今最少有四百万元。」1

中国自强运动中的妇女生活改革

清末民初是中国风起云湧的时代，清廷腐败无能，列国侵略，发生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要求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女人的身分与角色。梁启超认为国家积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半人口─女人是寄生蟲，不但不能参加国家建设与生产，且是无智力、无体力、无财力的一大群。他又观察到西方的强盛是因为他们的女性很独立，都能对社会国家有贡献，于是发起一场自强运动，是为变法维新。后来又有五四运动，其中妇女权益成了很重要的课题。要推翻封建，不能不废除奴役女性的意识，推动改革妇女的生活。

宣教工作与中国自强运动产生了一连串改革，如废除千年的缠足陋习、兴办女学、医院、孤儿院（收留被遗弃的女婴），还有娼妓、婚姻平等的法律问题等。女子因为教育程度提高，开始投入社会生产行列。一些年轻女子（特别是传道人的女儿有优先权）得以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执业如医生、律师、教师等，大大提高女子的地位。

此外，男女宣教士可以并肩工作，也提供中国女子一个仿效的典範。不过，梁家麟博士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西方差会让女宣教士在工场上与男宣教士并肩作战，什么事工都可参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她们一回国，在母会却连讲道都不容许，遑论其他领导工作。梁博士说，其实这是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2！差会视宣教工场的人在质素与地位上都较差，为「次等」，所以差教会的次等公民─女宣教士去那边工作，自然不需要有什么禁忌。但是宣教士一回到「上等」的母会，就只好自惭形秽了！

廿世纪初期姊妹事奉巡礼

一、教会女传道（Bible women）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少单身姊妹投身中国宣教事工。起初，归主的姊妹多属贫农阶层，上层社会的「大家闺秀」不能随便与外界接触，或加入外国人的宗教组织，更何况她们都缠小脚，不便行动。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在一起聚集，女宣教士在妇女当中要担当全面的工作，从讲道、教导到牧养；从施洗到探访，什至巡回宣道。这种事奉方式后来成为许多中国女传道事奉的典範。

早期的女传道多是宣教士家中的帮手，后来才分担教会的责任；或为男传道／牧师的母亲或妻子，或受了一点教育的女子加入传道的阵容。中年寡妇任传道的较多，她们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儿女也长大了，无论身分和年龄都比较方便与女宣教士到乡间佈道。单身的女子较少，因为不便在外「抛头露面」。

作为受薪者，女传道可能是当时女性第一个工作赚钱的机会。一般女传道的薪酬少于男传道收入的一半，很多只是部分时间受薪，而主要职责则是援助男传道。

早期女传道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女宣教士，充当翻译或语言老师、向妇女传福音、到家中或医院探访，和教妇女识字及读经。有专业训练的还可以担任女校的教师或校长、医院的护士或医生，什至院长。起初女传道多由西差会聘用，后来开始有自由传道，不受西差会支配，什至开荒创业的也有。

郭佩兰引用梅纳（Luella Miner）报导说，1876年中国有九十位女传道，四十年后（1917）增加到2,500多位，升幅差不多卅倍，到1920年再升至3,300位。可是1930年代女传道的数量大大减少，因女子受教育机会提高，社会比教会更愿意使用女子的恩赐与贡献，待遇也较好，不少姊妹就投入社会了3。

陈玉玲

初以宣教士身分赴云南开荒，先后创办七间教会，其中三间教会是她独力创办的。她的事奉非常全面，圣灵大能与她同在，神迹奇事也随著她所见證的道。她除到处主领聚会外，还开荒植堂、牧会、教神学、编写圣经註释，也祷告医病。根据梁家麟博士说，陈玉玲是全球第一位华人女牧师，于1938年被按立。可是她后来受倪柝声影响，认为姊妹应蒙头，把出头露面的工作和权柄交给弟兄。结果她放弃了牧师的衔头。

▲李添媛牧师著作《生命的雨点》。

李添媛

另一位早期被按立的女牧师是圣公会的李添媛牧师。原来抗战时期交通不便，很多圣公会因无牧师许久没有守圣餐。何明华会督认为既找不到男牧师，女性亦可，就封李会吏为牧师，以补所缺。没想到战后交通恢复，有足够男牧师主持圣餐，很多圣公会教省和教区就群起反对李添媛任牧师。跟著英圣公会大主教施压，要李牧师放弃牧师名衔，否则何明华必须放弃主教职位。结果李牧师只得让步4。

二、女奋兴佈道家

廿世纪初，中国正经历再生之痛，人心思变，各地有大复兴，神兴起一些奋兴佈道家，其中不乏姊妹。中国教会历史中，蒙神大用的神僕如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计志文、赵世光等为大家所熟悉，但很少人知道与他们同时代有不少姊妹也一样被神所重用。

▲《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

余慈度

余慈度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曾为军医及牧师，她十五岁入医学院，读了八年。后曾到韩国宣教，回国后被圣灵带领捲入大复兴行列中，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吴秀良教授认为，余慈度是1930年代以前中国最著名的奋兴佈道家，对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很少人听过她的名字，她是湮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中的人。

吴教授将她从历史的瓦片中发掘出来，经过史料的追踪，归纳她的贡献如下：

1.她是中国人中最早脱离西差会的经济支配，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
2.她是国际最具属灵权威的「开西大会」 （Keswick Convention）中，惟一被邀为主要发言人的中国传道人。
3. 她透过「查经祈祷处」培育不少称职的女传道。因她讲道培训出来的传道人，成为1930年后第二期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
4.倪柝声是其中一人。他在十七岁那年（1920年）参加余慈度主领的佈道会，受感归主及献身传道，李常受则在1925年献身。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佈道家，也在余的影响下献身传道。5
5. 莊祖鲲牧师说：「1920年代神兴起许多像余慈度这样的姊妹，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再藉著她们带出许多弟兄来接棒。这对今日华人教会仍然争论不已的『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问题，提供宝贵的历史个案，值得我们再思。」6

蔡苏娟
父亲是清朝高官，本来虔信佛教，看不起基督教。但后来为了学英语入了宣教士办的女校读书，结果信了主。她后来蒙神呼召，与一些同工组织「中华国内佈道团」，最初的目标是去云南传福音，因那边很少宣教士。她常主领奋兴佈道会，也下乡佈道，许多人归主。后来染了眼疾，有五十年之久在暗室中以床为讲台，以暗室为教堂，带领无数人归主，成为「暗室之后」。

在1920年代后期，到处领会的女性有王淑、焦维真、胡蕴琳、蓝如溪、胡美林、刘素琴等。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约珥先知的预言说：「神将祂的灵浇灌祂的僕人和使女，她们就满有能力见證神的道。」（参考使徒行传2：18）。

王淑是山东人，曾任教师和编辑，后来自由传道，蒙主大用，领很多人悔改。焦维真也是山东人，曾在金陵神学女校教学，后来到处巡回佈道，一年内向数万人传福音，讲道近三百次。曾开办灵光灵修院，后到中华神学院教学，1940年还担任港九培灵会主要讲员。中共建国后，曾与何守瑛等合办退休传道人的休养院。胡蕴琳是上海人，不但在中国教会，也在西教会中主领奋兴佈道会。抗日战争期间，还开办孤儿院，收容难童数百人。蓝如溪和胡美林都是西教士培养出来的人才，曾留学美国，后来回国任教及巡回讲道。蓝如溪任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胡美林任伯特利孤儿院院长7。

▲胡蕴琳著作《祂握我手》。

梁家麟博士分析，女奋兴家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姊妹有机会受教育或神学教育，就会有更大的事奉空间。据他观察：女奋兴讲员通常都是由女西教士培育出来，且与西教士一直有美好的团队配搭。而男奋兴家的团队精神则较差，通常共同事奉一段时间就吵架分手，自己出来另起炉灶。另一个特徵是她们大多是独身的，且常结为亲密的同工，如蔡苏娟及李曼，胡遵理与石美玉、蓝如溪和胡美林等8。

▲胡遵理教士和石美玉医生。

▲蔡苏娟及李曼。

三、女神学家及文字工作者

很多圣经学院毕业的姊妹，都不能被差派担任牧会工作，一来教会不让女子独当一面，二来女子教男子仍属少数。结果神学院毕业的姊妹多出任女校教员，若有医疗方面的负担和兴趣，派送训练后就在教会医院工作。所以姊妹有机会在神学方面有更深训练的为数不多。1922年全国圣经女校及女子神学院共卅八间左右，但真正符合神学院资格的只有两间。由女宣教士及女奋兴佈道家任教。

罗圣爱
生于基督教家庭，曾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年献身事主。她坚拒父亲为她安排婚事，十八岁那年举行特别仪式，当众宣佈终生不嫁，全心全意事奉神。她曾在真光书院教圣经，后被邀到梧州建道教书及协助开办女院。1920年代中叶，民族主义高涨，传教士被迫将学校管理权交给华人，女子神学院的院长及管理就落在华人姊妹手中。罗圣爱于1922年担任建道女院院长9。

陈伟昆
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农村基督教家庭，母亲是女传道。十一岁那年，在余慈度主领的奋兴会中深受感召。后在美国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后，曾回国在医院工作，1945年决志出来传道，遇到陈玉玲后，联袂到香港神召圣经学院任教，直到退休，著有多本先知书和解经书籍10。

▲罗圣爱（Amy Law）与建道女院一景。

李渊如
生于非基督徒之家，由于跟宣教士学英文而接触基督教。1920年加入南京金陵神学女校，负责教职与传道部，并负责《灵光报》的编务。她是一出色奋兴佈道家，常被邀到各教会讲道。1923年还被邀到福州的小群教会讲道。1928年开始与倪柝声同工，并在上海福音书房担任编务与出版工作。可惜后来倪柝声宣佈反对妇女公开讲道，她只好放弃讲道的职事11。

▲李渊如著述全集。

四、机构创办人

伯特利佈道团
是由美国宣教士胡遵理与石美玉医生一同创办。起初开办教会，后加办医院、护士训练学校、女校及儿童工作。后来还发展成为佈道团，到各处主领佈道奋兴聚会，其中团员包括计志文、宋尚节、赵世光、还有许多女性奋兴家。梁家麟博士认为，伯特利佈道团对华人奋兴佈道传统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华国内佈道团
蔡苏娟、余慈度都是发起人之一，从调查中发现云南、广西、贵州、甘肃等地宣教工作很弱，于是联合起来宣教，陈玉玲就是其中一位被差派的姊妹。

梁家麟博士认为，不少具有创新性的事工与机构，原都是由妇女发起建立的。但在事工上轨道、有组织之后，就会有愈来愈多男性同工参与，而在一、两代领导层转换以后，领导权常常由女性手中转移到男性，而且开始教导说姊妹不宜领导12。

抚今追昔？今非昔比？

中国教会成立初期，特别廿世纪初，姊妹有很大的事奉空间，都能遵照圣经教导按呼召与恩赐服事，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扩展神的国度。但是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姊妹领导事奉的空间普遍缩小，在北美尤为显著。姊妹在讲道、教导及领导的参与上，遇到许多障碍，问题出在哪里？值得深思。笔者在此简略提出几个要点13：

1. 时势造英「雌」：廿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动荡，人心思变，教会经历大复兴。姊妹在更新运动中通常有较广阔的活动空间，因这些运动多少带有末世危机和耶稣再来的意识，局势迫切使人不计较角色问题，谁有恩赐谁就担当责任。
2. 选领袖不公：教会或机构开创期间，因人手不足，姊妹担任领导没有人会说话。工作一旦上了轨道，教会有组织，权力架构分明，选领袖时开始看重权力与地位，多过看重生命、恩赐及事工的需要，姊妹便被推到边缘，有领导责任的更要退位让男。
3. 宗派的影响：许多华人教会属美南浸信会及宣道会，对姊妹领导的事奉采取较保守立场；另外不少独立教会有聚会所背景，受倪柝声「姊妹事奉观」影响。廿世纪初，基要派兴起，为了抗衡新派的社会福音，把基督徒该有的社会关怀束之高阁，妇女问题又不幸常与新派拉扯在一起，一併被排斥。福音派影响力中心由原来的东北地带转到强调妇女绝对顺服的南部（美南浸信会），姊妹事奉的自由也因此受限制。
4. 神学院的影响：华人神学生较多的神学院如达拉斯神学院、韦斯敏特神学院、三一神学院、慕迪圣经学院等对姊妹的领导角色有许多的限制，按牧更不会考虑。有些神学院早期不收女生，后来肯收女生，但不许她们选修讲道学。这些神学生毕业后进入华人教会牧会，塑造了教会对姊妹事奉的立场。

总结

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了许多的压制，宣教士把福音之光带来中国，教会虽只有二百年历史，中国妇女的命运却已改变了，经历身心灵的释放。深愿华人教会不再「缠裹」妇女的手脚，使她们能为天国发挥神所交託的恩赐与责任。

註
1. Tucker, Ruth A. & Liefeld, Walter. Daughters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7), 310-11.
2. 梁家麟: 《华人传道与奋兴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页124。
3.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GA.:Scholars Press, 1992), 81.
4.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佈道家》，页153-4 。
5. 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Boston, Ma.:比逊河出版社，2000），页21-22。
6. 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页6 。
7.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佈道家》，页135-140。
8. Ibid., p. 153.
9. Ibid., p. 127-8.
10. Ibid., p. 147.
11. Ibid., p. 156-7.
12. Ibid., p. 140-44.
13. 邱清萍、刘秀娴、吴淑仪：《还我伊甸的丰荣─从圣经、历史和社会问题探讨妇女的身份与角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004年再版），页192, 21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