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初期姊妹事奉巡禮

文／邱清萍

1807年，宣教士馬禮遜來華，開始基督教在中國宣教工作。十四年後，第一位女性信主受洗，就是梁發的妻子。一百年後，中國的女性信徒人口增至十二多萬，佔教會人口37%。

西方婦女宣教運動

宣教士來華之初，清廷不淮女眷入境。當時西差會不差派單身女宣教士，而在中國（男）宣教士又限於男女授受不親，難與當地女性接觸傳道，婦女事工進展甚慢。後來，1842年的南京條約打開五口通商，宣教士可以帶著妻眷在各地宣教，婦女接觸福音的機會就增加了。

當時在西方，一些宣教士不理會差會的反對，起來組織婦女宣教團體。婦女宣教運動於1860年末期開始熱烈展開。宣教領袖蒙海倫（ Helen Montgomery）在她的著作《西方女人在東方》中報導五十年（1860-1910）來華女宣運動的成果，她說：

「1861年，我們只有一位（女）宣教士在緬甸工作，1909年，我們有4,710位單身姊妹在工場上。1861年美國只有一個女宣會，到1910年卻增加到44個。以前支持者不過數百位，如今最少有兩百萬。以前收到的獻金不過二千元，如今最少有四百萬元。」1

中國自強運動中的婦女生活改革

清末民初是中國風起雲湧的時代，清廷腐敗無能，列國侵略，發生鴉片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有識之士紛紛起來要求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女人的身分與角色。梁啟超認為國家積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半人口─女人是寄生蟲，不但不能參加國家建設與生產，且是無智力、無體力、無財力的一大群。他又觀察到西方的強盛是因為他們的女性很獨立，都能對社會國家有貢獻，於是發起一場自強運動，是為變法維新。後來又有五四運動，其中婦女權益成了很重要的課題。要推翻封建，不能不廢除奴役女性的意識，推動改革婦女的生活。

宣教工作與中國自強運動產生了一連串改革，如廢除千年的纏足陋習、興辦女學、醫院、孤兒院（收留被遺棄的女嬰），還有娼妓、婚姻平等的法律問題等。女子因為教育程度提高，開始投入社會生產行列。一些年輕女子（特別是傳道人的女兒有優先權）得以出國留學，學成歸來執業如醫生、律師、教師等，大大提高女子的地位。

此外，男女宣教士可以並肩工作，也提供中國女子一個仿效的典範。不過，梁家麟博士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西方差會讓女宣教士在工場上與男宣教士並肩作戰，什麼事工都可參與，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她們一回國，在母會卻連講道都不容許，遑論其他領導工作。梁博士說，其實這是種族與性別的雙重歧視2！差會視宣教工場的人在質素與地位上都較差，為「次等」，所以差教會的次等公民─女宣教士去那邊工作，自然不需要有什麼禁忌。但是宣教士一回到「上等」的母會，就只好自慚形穢了！

廿世紀初期姊妹事奉巡禮

一、教會女傳道（Bible women）

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不少單身姊妹投身中國宣教事工。起初，歸主的姊妹多屬貧農階層，上層社會的「大家閨秀」不能隨便與外界接觸，或加入外國人的宗教組織，更何況她們都纏小腳，不便行動。由於當時男女不能在一起聚集，女宣教士在婦女當中要擔當全面的工作，從講道、教導到牧養；從施洗到探訪，甚至巡迴宣道。這種事奉方式後來成為許多中國女傳道事奉的典範。

早期的女傳道多是宣教士家中的幫手，後來才分擔教會的責任；或為男傳道／牧師的母親或妻子，或受了一點教育的女子加入傳道的陣容。中年寡婦任傳道的較多，她們的家庭責任已經完成，兒女也長大了，無論身分和年齡都比較方便與女宣教士到鄉間佈道。單身的女子較少，因為不便在外「拋頭露面」。

作為受薪者，女傳道可能是當時女性第一個工作賺錢的機會。一般女傳道的薪酬少於男傳道收入的一半，很多只是部分時間受薪，而主要職責則是援助男傳道。

早期女傳道的工作主要是協助女宣教士，充當翻譯或語言老師、向婦女傳福音、到家中或醫院探訪，和教婦女識字及讀經。有專業訓練的還可以擔任女校的教師或校長、醫院的護士或醫生，甚至院長。起初女傳道多由西差會聘用，後來開始有自由傳道，不受西差會支配，甚至開荒創業的也有。

郭佩蘭引用梅納（Luella Miner）報導說，1876年中國有九十位女傳道，四十年後（1917）增加到2,500多位，升幅差不多卅倍，到1920年再升至3,300位。可是1930年代女傳道的數量大大減少，因女子受教育機會提高，社會比教會更願意使用女子的恩賜與貢獻，待遇也較好，不少姊妹就投入社會了3。

陳玉玲

初以宣教士身分赴雲南開荒，先後創辦七間教會，其中三間教會是她獨力創辦的。她的事奉非常全面，聖靈大能與她同在，神蹟奇事也隨著她所見證的道。她除到處主領聚會外，還開荒植堂、牧會、教神學、編寫聖經註釋，也禱告醫病。根據梁家麟博士說，陳玉玲是全球第一位華人女牧師，於1938年被按立。可是她後來受倪柝聲影響，認為姊妹應蒙頭，把出頭露面的工作和權柄交給弟兄。結果她放棄了牧師的銜頭。

▲李添媛牧師著作《生命的雨點》。

李添媛

另一位早期被按立的女牧師是聖公會的李添媛牧師。原來抗戰時期交通不便，很多聖公會因無牧師許久沒有守聖餐。何明華會督認為既找不到男牧師，女性亦可，就封李會吏為牧師，以補所缺。沒想到戰後交通恢復，有足夠男牧師主持聖餐，很多聖公會教省和教區就群起反對李添媛任牧師。跟著英聖公會大主教施壓，要李牧師放棄牧師名銜，否則何明華必須放棄主教職位。結果李牧師只得讓步4。

二、女奮興佈道家

廿世紀初，中國正經歷再生之痛，人心思變，各地有大復興，神興起一些奮興佈道家，其中不乏姊妹。中國教會歷史中，蒙神大用的神僕如王明道、倪柝聲、宋尚節、計志文、趙世光等為大家所熟悉，但很少人知道與他們同時代有不少姊妹也一樣被神所重用。

▲《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

余慈度
余慈度生於基督教家庭，父親曾為軍醫及牧師，她十五歲入醫學院，讀了八年。後曾到韓國宣教，回國後被聖靈帶領捲入大復興行列中，成為神重用的器皿。吳秀良教授認為，余慈度是1930年代以前中國最著名的奮興佈道家，對中國教會的復興運動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很少人聽過她的名字，她是湮沒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歷史中的人。

吳教授將她從歷史的瓦片中發掘出來，經過史料的追蹤，歸納她的貢獻如下：

1.她是中國人中最早脫離西差會的經濟支配，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

2.她是國際最具屬靈權威的「開西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中，惟一被邀為主要發言人的中國傳道人。

3. 她透過「查經祈禱處」培育不少稱職的女傳道。因她講道培訓出來的傳道人，成為1930年後第二期復興運動的關鍵人物。

4.倪柝聲是其中一人。他在十七歲那年（1920年）參加余慈度主領的佈道會，受感歸主及獻身傳道，李常受則在1925年獻身。王載、趙世光等好些奮興佈道家，也在余的影響下獻身傳道。5

5. 莊祖鯤牧師說：「1920年代神興起許多像余慈度這樣的姊妹，成為教會的領袖，然後再藉著她們帶出許多弟兄來接棒。這對今日華人教會仍然爭論不已的『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問題，提供寶貴的歷史個案，值得我們再思。」6

蔡蘇娟
父親是清朝高官，本來虔信佛教，看不起基督教。但後來為了學英語入了宣教士辦的女校讀書，結果信了主。她後來蒙神呼召，與一些同工組織「中華國內佈道團」，最初的目標是去雲南傳福音，因那邊很少宣教士。她常主領奮興佈道會，也下鄉佈道，許多人歸主。後來染了眼疾，有五十年之久在暗室中以床為講臺，以暗室為教堂，帶領無數人歸主，成為「暗室之后」。

在1920年代後期，到處領會的女性有王淑、焦維真、胡蘊琳、藍如溪、胡美林、劉素琴等。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引約珥先知的預言說：「神將祂的靈澆灌祂的僕人和使女，她們就滿有能力見證神的道。」（參考使徒行傳2：18）。

王淑是山東人，曾任教師和編輯，後來自由傳道，蒙主大用，領很多人悔改。焦維真也是山東人，曾在金陵神學女校教學，後來到處巡迴佈道，一年內向數萬人傳福音，講道近三百次。曾開辦靈光靈修院，後到中華神學院教學，1940年還擔任港九培靈會主要講員。中共建國後，曾與何守瑛等合辦退休傳道人的休養院。胡蘊琳是上海人，不但在中國教會，也在西教會中主領奮興佈道會。抗日戰爭期間，還開辦孤兒院，收容難童數百人。藍如溪和胡美林都是西教士培養出來的人才，曾留學美國，後來回國任教及巡迴講道。藍如溪任伯特利神學院的院長，胡美林任伯特利孤兒院院長7。

▲胡蘊琳著作《祂握我手》。

梁家麟博士分析，女奮興家的興起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姊妹有機會受教育或神學教育，就會有更大的事奉空間。據他觀察：女奮興講員通常都是由女西教士培育出來，且與西教士一直有美好的團隊配搭。而男奮興家的團隊精神則較差，通常共同事奉一段時間就吵架分手，自己出來另起爐灶。另一個特徵是她們大多是獨身的，且常結為親密的同工，如蔡蘇娟及李曼，胡遵理與石美玉、藍如溪和胡美林等8。

▲胡遵理教士和石美玉醫生。

▲蔡蘇娟及李曼。

三、女神學家及文字工作者

很多聖經學院畢業的姊妹，都不能被差派擔任牧會工作，一來教會不讓女子獨當一面，二來女子教男子仍屬少數。結果神學院畢業的姊妹多出任女校教員，若有醫療方面的負擔和興趣，派送訓練後就在教會醫院工作。所以姊妹有機會在神學方面有更深訓練的為數不多。1922年全國聖經女校及女子神學院共卅八間左右，但真正符合神學院資格的只有兩間。由女宣教士及女奮興佈道家任教。

羅聖愛
生於基督教家庭，曾在教會學校讀書，早年獻身事主。她堅拒父親為她安排婚事，十八歲那年舉行特別儀式，當眾宣佈終生不嫁，全心全意事奉神。她曾在真光書院教聖經，後被邀到梧州建道教書及協助開辦女院。1920年代中葉，民族主義高漲，傳教士被迫將學校管理權交給華人，女子神學院的院長及管理就落在華人姊妹手中。羅聖愛於1922年擔任建道女院院長9。

陳偉昆
生於廣東潮州一個農村基督教家庭，母親是女傳道。十一歲那年，在余慈度主領的奮興會中深受感召。後在美國得到文學碩士學位後，曾回國在醫院工作，1945年決志出來傳道，遇到陳玉玲後，聯袂到香港神召聖經學院任教，直到退休，著有多本先知書和解經書籍10。

▲羅聖愛（Amy Law）與建道女院一景。

李淵如
生於非基督徒之家，由於跟宣教士學英文而接觸基督教。1920年加入南京金陵神學女校，負責教職與傳道部，並負責《靈光報》的編務。她是一出色奮興佈道家，常被邀到各教會講道。1923年還被邀到福州的小群教會講道。1928年開始與倪柝聲同工，並在上海福音書房擔任編務與出版工作。可惜後來倪柝聲宣佈反對婦女公開講道，她只好放棄講道的職事11。

▲李淵如著述全集。

四、機構創辦人

伯特利佈道團
是由美國宣教士胡遵理與石美玉醫生一同創辦。起初開辦教會，後加辦醫院、護士訓練學校、女校及兒童工作。後來還發展成為佈道團，到各處主領佈道奮興聚會，其中團員包括計志文、宋尚節、趙世光、還有許多女性奮興家。梁家麟博士認為，伯特利佈道團對華人奮興佈道傳統有很重要的影響。

中華國內佈道團

蔡蘇娟、余慈度都是發起人之一，從調查中發現雲南、廣西、貴州、甘肅等地宣教工作很弱，於是聯合起來宣教，陳玉玲就是其中一位被差派的姊妹。

梁家麟博士認為，不少具有創新性的事工與機構，原都是由婦女發起建立的。但在事工上軌道、有組織之後，就會有愈來愈多男性同工參與，而在一、兩代領導層轉換以後，領導權常常由女性手中轉移到男性，而且開始教導說姊妹不宜領導12。

撫今追昔？今非昔比？

中國教會成立初期，特別廿世紀初，姊妹有很大的事奉空間，都能遵照聖經教導按呼召與恩賜服事，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擴展神的國度。但是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姊妹領導事奉的空間普遍縮小，在北美尤為顯著。姊妹在講道、教導及領導的參與上，遇到許多障礙，問題出在哪裡？值得深思。筆者在此簡略提出幾個要點13：

1. 時勢造英「雌」：廿世紀初，中國社會大動盪，人心思變，教會經歷大復興。姊妹在更新運動中通常有較廣闊的活動空間，因這些運動多少帶有末世危機和耶穌再來的意識，局勢迫切使人不計較角色問題，誰有恩賜誰就擔當責任。

2. 選領袖不公：教會或機構開創期間，因人手不足，姊妹擔任領導沒有人會說話。工作一旦上了軌道，教會有組織，權力架構分明，選領袖時開始看重權力與地位，多過看重生命、恩賜及事工的需要，姊妹便被推到邊緣，有領導責任的更要退位讓男。

3. 宗派的影響：許多華人教會屬美南浸信會及宣道會，對姊妹領導的事奉採取較保守立場；另外不少獨立教會有聚會所背景，受倪柝聲「姊妹事奉觀」影響。廿世紀初，基要派興起，為了抗衡新派的社會福音，把基督徒該有的社會關懷束之高閣，婦女問題又不幸常與新派拉扯在一起，一併被排斥。福音派影響力中心由原來的東北地帶轉到強調婦女絕對順服的南部（美南浸信會），姊妹事奉的自由也因此受限制。

4. 神學院的影響：華人神學生較多的神學院如達拉斯神學院、韋斯敏特神學院、三一神學院、慕迪聖經學院等對姊妹的領導角色有許多的限制，按牧更不會考慮。有些神學院早期不收女生，後來肯收女生，但不許她們選修講道學。這些神學生畢業後進入華人教會牧會，塑造了教會對姊妹事奉的立場。

總結

中國婦女數千年來受了許多的壓制，宣教士把福音之光帶來中國，教會雖只有二百年歷史，中國婦女的命運卻已改變了，經歷身心靈的釋放。深願華人教會不再「纏裹」婦女的手腳，使她們能為天國發揮神所交託的恩賜與責任。

註
1. Tucker, Ruth A. & Liefeld, Walter. Daughters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7), 310-11.
2. 梁家麟: 《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24。
3.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GA.:Scholars Press, 1992), 81.　
4.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頁153-4 。
5. 吳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Boston, Ma.:比遜河出版社，2000），頁21-22。
6. 吳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頁6 。
7.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頁135-140。
8. Ibid., p. 153.
9. Ibid., p. 127-8.
10. Ibid., p. 147.
11. Ibid., p. 156-7.
12. Ibid., p. 1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