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遠忽近之間

《我們與惡的距離》觀後感

文∕滋恩

「世界崩裂，我跌入深淵。黑暗裡，光是一條細細的線。我向上伸手，卻抓了個空。原來，暗與光的距離，比我想像的遙遠。」─《攀爬》‧佚名

2019年臺灣公共電視出品並首播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描述無差別殺人事件（或稱「隨機殺人」）過後，處於不同立場與身分的人們，如何在現實困境中掙扎，努力撥開層層陰霾迷霧，看清彼此與自身的面貌，以期達到救贖與和解的故事。

《與惡》的故事，提供觀眾一個深思的議題：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當我們試著丈量與惡的距離之際，是站在對立面遙望？還是處在同心圓裡努力與之抽離？

▲眾聲喧嘩的自媒體時代中，彷彿每人都擁有手執石頭的權利與權力。

手中的石頭

劇中每集開頭都以一則新聞報導作為序幕，緊接著拖曳出一連串社群平台對此則新聞的留言迴響，最後紛飛的文字碎片慢慢拼湊出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無論是所謂的「鍵盤酸民」，還是「網路正義魔人」，在這眾聲喧嘩的自媒體時代中，彷彿每人都擁有手執石頭的權利與權力。

然而，誰有資格拿起石頭？扔擲的動機是甚麼？身心俱創的受害者、失去摯愛的被害者家屬、自卑愧疚的加害者家屬、鐵面無私的執法人員、堅守司法正義的律師、自詡社會良心的媒體工作者……是否任何奉公守法、心存正義的「好人」，就擁有口誅筆伐的條件，能為正義發聲？扔出石頭的剎那，瞄準的目標，是罪人？是他所代表的惡？還是從罪人身上看到自己那隱而未現的惡？

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曾說：「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當惡人被法律定罪後，是否代表「邪惡」就被剷除了？若因應罪的終極行動，僅只於扔擲石頭在罪人身上，豈能根除罪的源頭？「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8:7）面對高喊要求正義的群眾，耶穌的話如利刃劃開了虛偽的表象，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沒有人是無罪的─主若察究罪孽，誰能站立得住？

聖潔公義的主，選擇道成肉身來到充滿罪惡的人間。祂並不定我們的罪，反而自己成為替罪的羔羊，流血捨命，贖回本該被石頭打死的我們。雅各書說「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惟有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顯現的愛與饒恕，才能使我們不繼續在罪的漩渦中打轉，真正脫離惡的挾制。

‧2019年臺灣公共電視出品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描述無差別殺人事件過後，處於不同立場與身分的人們，如何在現實困境中掙扎，以期達到救贖與和解的故事。

自媒體時代的基督徒

現今媒體資訊氾濫，新聞事件如海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謂的重大新聞事件往往只在記憶的海灘停留片刻，就被另一波浪潮席捲而去。「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箴言25:2）如何下工夫深度探索、觀察，從屬靈的角度來剖析事件背後的人性，是基督徒要不斷操練的功課。

媒體呈現事件表象，著重於報導事件本身，卻常忽略了事件核心中的「人」。是怎樣的一個人，會披上墮落的斗篷、戴上邪惡的面具，犯下人神共憤的罪行？有人的地方就有事，人物推動著事件的進行。為強調大眾有「知的權利」，並即時帶來「資訊的更新」，事件裡人的臉孔標準化、形象平面化，甚至個性標籤化─失去人性溫度，只求傳達資訊，是否真能達到新聞訴求的目的與原旨？是否帶給讀者「知」的意義？

當點閱各類充斥網路的新聞資訊時，心中丈量與平衡的標準從何而來？當轉發或按讚，大推必看好文、重要新聞報導時，出發點源自何方？如果耶穌是我個人自媒體平台的總監，每日呈現給祂的簡報，何者為頭條？甚麼值得深入報導？

▲自覺握有終極正義感的王赦律師，為殺人犯奔走努力，卻無法找到惡的癥結並解決其帶來的結果。

劇中飾演為死刑犯極力奔走的律師王赦，入圍金鐘獎的演員吳慷仁，本身並不支持廢死，但為了揣摩詮釋劇中角色並深入其內心世界，他花很多時間與不同立場的人對話，試著去理解他們為甚麼要幫助在大家眼中十惡不赦的人。

在這過程中他發現，無論是反廢死的律師或是相關團體，真正致力堅持的是在「爬梳被資訊媒體忽略簡化、從未深度報導的犯罪者背景，他們希望讓社會重視背後潛藏的問題：可能源自於精神疾病、可能來自家庭的養成，這些所謂的被社會統稱的『加害者』，他們的行為都是有原因的。藉由不斷追尋『為甚麼』，理清這些人的家庭、求學過程等脈絡，他們的重點不在於幫助犯罪者脫罪，而更希望凸顯背後的原由；找到它，拉出來被大家檢視與討論。畢竟這不會是惟一的案例，未來還是可能有其他類似案件發生，因此如何『預防』，或許更需要被重視。」註

在新聞容易取得、訊息頻繁更新的網路時代，人們容易囫圇吞棗地吸收各種資訊，草草吸收後便馬上給出結論─如果一位演員，為了好好扮演他的角色，都能如此下功夫，放下自身的預設立場，和與自己持相反意見的人對話互動，基督徒是否更需有這樣的同理心與對話的意願，願意踏出同溫層，試著去了解「非我族類」的痛苦與掙扎？

▲媒體呈現事件表象，著重於報導事件本身，卻常忽略了事件核心中的「人」。

面對苦難的同理心

劇中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飽受幻覺幻聽之苦，原本大好前程因病崩塌毀壞。他曾流著淚問道：「為甚麼是我？」殺人兇手李曉明的媽媽，也曾無助地問自己：「我每天睡不到兩小時……早想、晚想……到底是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我們太忙太自私都沒空跟小孩聊天說話，所以會教出這樣變態的殺人魔？」

面對人生的苦難與矛盾，我們或許不會質疑受苦者「是他的父母或是他自己犯了罪」，但會不會因為有聖經的標準答案，有神學的完整理論作基礎，就不覺陷入「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的光景？

你我都曾陷在「惡」的泥沼中，是誰助我們拉開了與「惡」的距離？在如此的跨越中，我們所經歷的是憐憫與恩慈？還是定罪與刑罰？

基督徒以真理為基礎來分辨善、惡、是、非。在「分別為聖」的同時，是否也願意仿效耶穌，走進人看為惡的群體，以憐憫和恩慈貼近他們的心？光進入黑暗，不單是為了伸張公義，更是為了驅走黑暗，將在幽暗中的人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們是否願意搭起傾聽與對話的橋樑，甚至成為多走一里路的陪伴者？

基督徒與惡的距離，不見得比未信者遙遠。在一個需要不斷與罪惡相爭的世界，《與惡》一劇裡精神科醫師一駿曾說：「這是一個眾生皆有病的社會」，並提到了「病識感」這個專有名詞，就是指精神病患本身不覺得自己有病，因此拒絕就醫或服藥的心理狀況。沒有病識感的患者，不單使自身的病況加重，甚至也可能拖累身邊家人親友。

有病需要就醫，有罪如何處理？我們對罪，有沒有「罪識感」？會不會因為信了耶穌，得到進入永生的門票，就像龜兔賽跑中的驕傲兔子，躺在樹蔭下打盹，而忘了我們在世的日子？或是得像一個堅持到底的馬拉松選手，不鬆懈不偏倚地朝著標竿直跑？如果我們沒有在主裡警醒，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面對罪惡的引誘試探，可能全面繳械而不自覺。

▲對話是往前踏步的開始，也是饒恕心路歷程的起步。圖為劇末宋喬安夫婦與凶手李曉明的父母的談話劇照。

當我們不再屬於世界

《與惡》的導演林君陽及製作人林昱伶在接受媒體訪談時都提到，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重點在於「我們」，而非「惡」；「我們」，才是本劇的核心。這個世界是由無數個「我」所組成的，「我們」共同描繪建構出這個世界的黑白形色、曲直輪廓─世界的善惡你我或多或少都有分，甚至彼此影響牽制。

基督徒是神所分別為聖的選民，應該站在甚麼樣的位置來看善與惡？從何種角度切入來「入世卻不屬世」？基督徒的「我們」，與世界的「我們」，有重疊的時候嗎？這是一道可以一分為二的界線，還是一條必須不斷拔河的繩索？在面對人性黑暗與生命悲劇時，我們所處的道德或信仰制高點，是否能幫助我們超然以對？

縱使有「罪識感」，若離了主，沒有基督的靈在裡面，我們很可能也會犯下要被扔石頭的罪。人世不似棋盤黑白分明，是非對錯都有自己的位置。「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參考羅馬書7:18）

劇中的宋喬安，封閉自己，躲避惡所帶給她的傷痛，卻不覺傷害了自己最愛的丈夫和女兒。自覺握有終極正義感的王赦律師，為殺人犯奔走努力，卻無法找到惡的癥結並解決其帶來的結果。若靠著自己，我們與善惡的距離，往往忽近忽遠、若即若離。這個世界裡，惡的陰影勢力無所不在，沒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完全脫離它的挾制。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因著哥哥犯下的惡，不斷躲避掩藏，在夾縫中求生的李大芝，接受應思悅的關懷與接納，學會綻顏歡笑，面對不堪的過去。社工喬平，面對思聰的哭訴：「為甚麼是我？」溫暖回應：「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帶給他站起來的力量……

「有一個人改變，過往的互動模式就會變動……很難說會變好或是更糟，但通常會建立新的互動方式。」劇中喬安與昭國的婚姻諮商師曾如此說。能真正將人從黑暗拉向光明的，惟有那雙向世界伸出的釘痕手。但你我都可以成為那將人拉近與光之距離的推手。距離，在同情與定罪之間。距離，在懷恨與饒恕之間。距離，在貼標籤與撕標籤之間。距離，在認罪與赦罪之間。

看似樂觀無敵的應思悅，承認自己也有害怕無助的時候，卻告訴自己仍要「笑開來，好運才會來。」她告訴李大芝，「看得見的東西不用相信，看不見的東西才要相信。」忽遠忽近之間，有時似乎光就在眼前，伸手卻無法捕捉一絲溫暖。有時看似前面無光，卻在絕望處看見有人手持蠟燭照亮了一個角落─身為基督跟隨者的你我，是否看見黑暗的深淵？是否計算過與光的距離？在這當中，是否看見自己的責任？

註：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呂蒔媛，公共電視。